山东诸城率先撤销全部行政村，小村庄合并成大的农村社区，引导农民集中到中心村居住。事实上，这些撤并举动都是在城镇建设用地紧缺的情势下出现的。专家认为纯农区不适合搞集中居住，不应强制农民“被城市化”。(《南方都市报》8月26日)

　　城市化这个曾经一度十分激动人心的名字，现在似乎越来越出现各种负面效应了。很长时间以来，城市化作为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衡量指标之一，一直被一些地方当做主要工作来推进，于是城市越来越大，城市(或半拉子城市)越来越多，但是这样的城市化并没有出现名副其实的特征，仅仅是将农民从户口簿上改变了城市户口而已。其实放眼世界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，其城市化主要是与工业化发展匹配的，自然力在其中发挥着很大作用，人为的规划只是出一些顺势之力。

　　但是在中国的很多地方，城市化却更多的是出于人力推动。而且随着现在国家对于土地政策的限制，城市化就更像是一种“圈地运动”，将农民驱赶出土地，然后整合出宅基地等用来充当城镇建设用地，造成大量的农民失去了土地，最后得到的只是一个虚幻的城市户口。而本质上这种城市化是一种“野蛮城市化”，它牺牲了农民的根本利益，而最后在村改居后产生大量“三无”(无土地、无工作、无社保)农民，而这样的农民，他们未来的生活将何去何从呢？

　　而与这种“圈地式”的野蛮城市化交相辉映的是，数日前有媒体报道说中国沿海一些地方出现了“逆城市化”现象，特别是在浙江义乌市，出现了公务员把户口迁入农村、回村“当农民”的怪事。说这是怪事，其实也不怪，因为这背后关联着巨额“钱途”，正如义乌市的一位干部说：“不要小看了这个农村户口，它在农村涉及的经济利益十分巨大。”按照义乌市的旧村改造补偿等政策，如果本人户口在农村，旧村改造能分到108平方米的宅基地，可以盖起4层半的房子，这中间巨大收益至少也有百万元。

　　通过这两件事情对比，我们就可以发现，一些表面上看似冠冕堂皇的各种“农转非”政策，其背后往往深藏着各种复杂的利益纠葛。农民的“被城市化”与公务员的“逆城市化”，这个时候，就像是一对断裂的两极，直白地把当下社会发展的各种怪象暴露了出来，在这一“被”一“逆”的过程中，受损的经常是那些弱势群体，而获益的总是权势者。

　　因此，在很多看似热血沸腾的城市化举措面前，我们越来越需要保持一种冷静的心态去对待，并不是城市化越高就说明我们越现代化了。地方政府更应该明确，真正的城市化与现代化，必然是以其中的人作为主体，让城市化为人服务，而不应是人被城市化给绑架了，让人为城市化让路，更不要把城市化作为一个套子，成为农民走向“三无”困境的陷阱。